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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开封教区

2012-10-17 10:31:05 来源:开封市政协议政网  责任编辑:李建林神父

                                                                                                                         开封市天主教会概述
                                                                                                                                  孟紫坪
一、开始传入及第一座教堂建立
    天主教最初传入开封市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明朝后期万历、天启年间。据天主教会的资料记载,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到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年间有意大利籍神父艾儒略、法国籍神父金尼阁、意人利籍神父郭后静等天主教耶稣会士先后到开封来作短期的传教活动。他们来开封的主要目的是为访求犹太教经典和犹太人,所接触者多系上层知识分子。再者因居留时间短暂,又没有建立教堂,故信教者极少,仅三五人而已。
明崇祯元年(1628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毕方济神父由南京前往山西传教道经开封,因向分封于开封明朝王室献自鸣钟等礼品而倍受优待,毕方济遂改变去山西传教的计划而定居开封,经一年多的筹备,购置民宅一所改建为天主教堂,这是天主教会在开封市,也是在河南省设立的第一座正规教堂,据意大利籍神父范劳在二十年代时曾作过考证,他认为这座教堂的位置当在今洪河沿街一带。毕方济在开封进行传教活动约两年多的时间,因不服水土而常患病逐返回南京。由另一名耶稣会士费乐德到开封来接任主持教务。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河决口,开封市被淹没,天主教堂亦被淹而坍塌,费乐德神父及教徒十余人被困于教堂内,除教徒一人逃出外,费乐德神父等死于教堂内。经毕方济、费乐德十余年的传教,当时有教徒近百人。
     清康熙初,约在1665年左右,天主教徒许赞曾由四川省调任河南省按察司按察使,许赞曾出身于世代天主教徒家庭,是明末致力于传播西洋科学知识,明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徐光启的外曾孙。此人对传播天主教极为热心,到开封后不久即着手恢复天主教会的活动,并特从他的家乡江苏省松江县邀请一位法国籍耶稣会士恩理格神父来到开封主持教务进行传教,又购买民宅一所改建为天主教堂。据研究天主教史的上海教区徐宗泽神父于卅年代到开封来考察,他推断这座教堂系位于今市内西半截街一带。这时传教活动的地区也有所扩大,曾先后在扶沟、商丘及朱仙镇建立传教点。
在这个时期,天主教由湖北省谷城传入南阳县靳岗,由山西省壶关传入林县田家井村,由山东省济宁传入鹿邑县君武庄当时全省天主教徒约为3000人左右。
二、天主教传教活动在开封的中断
   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外籍传教士对祀孔、祭祖等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这属于中国的习俗,教徒可以保留。另一派是以多明我会为代表,认为这是“异端”而不能宽容,双方争论不休而上诉于罗马教廷,几经波折和反复,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罗马教皇克雷芳11世发布《从这日起》通谕视祀孔祭祖等为异端、受绝罚。清康熙帝对这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极为不满,遂下禁教令。从这时起到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这一阶段天主教在河南省已无公开传教的活动。禁教令后,开封天主教堂即被查封,改为寺观,教徒星散、教会已不存往,从而传教活动亦即中断,从1715年到1903年长达近二百年之久。
三、天主教会在开封的恢复与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内的外籍传教士依仗清朝政府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传教特权,法国天主教遣使会即于1844年来到河南南阳县靳岗,恢复传教活动,并建天主教在河南省的第一个教区,由法籍传教士安巴都任首任主教。1870(清同治九年)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取代法国遣使会而控制河南天主教会,由意大利籍传教士安西满充任主教。由于当时,外籍传教士在河南省的人数不多,同时期在河南省进行传教活动者不足十人。重点是以教徒集聚区(一村或数村教徒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林县田家井、南阳县靳岗、鹿邑县的冯桥、小刘庄等地。同时亦无中国神职人员协助,虽也曾企图在开封恢复教堂进行传教活动,由于当时开封系省会所在地,群众知识水平较高,反洋教情绪强烈,清政府官员不敢冒然允许。虽曾有个别外籍传教士到开封来作恢复教堂的尝试,终因无处安身久留而去。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天主教河南省南境教区(当时天主教在河南省以黄河为界划分为两个教区。南境教区主教座堂设在南阳县靳岗)。主教意大利籍,传教士何安业派意大利籍神父谭维新,在中国神父时慎修的陪同下到开封来要求清政府同意恢复天主教会。时慎修神父曾留学罗马,毕业于梵蒂冈传信大学,精通三国语言并能言善辩。在他的多方奔走之下,于1905年在开封市袁坑沿街路东(即今开封市第二招待所的地址)购买民宅一所,有平房卅余间,经改建为教堂,天主教会从此在开封予以恢复。时慎修及谭维新二人轮流驻在开封主持教务。在恢复教会后的前几年,市内教徒仅有何(即何春明主教的父母兄长一家)、于(修女于贞洁一家)徐、李等六七家,男女老幼仅五六十人。同时并向开封市附近的陈留、中牟、尉氏、杞县,兰封及睢县、扶沟等县农村开展传教活动。
     1910年(清宣统二年)十二月天主教河南省南境教区主教何安业病逝于南阳县靳岗。罗马教廷于次年即任命谭维新继任为南境教区正权主教。谭维新离汴赴南阳任职后,即另派一名意大利籍米兰外方传教会会士包乃宣到开封主持教务并兼管豫东各县教务。时慎修神父不久亦返回南阳。
谭维新晋升主教时,年仅卅八岁,因其年轻气盛,作风上专权独断,颇为飞扬跋扈,更倚仗天主教内的严格教阶制度,处处要求中外籍神职人员俯首听命,从而引起一些资历较深的意大利籍传教士的不满,逐渐就出现一些遇事挚肘不随其心愿的事件发生。谭维新为了摆脱困境,就计划着开扩新教区。由于他曾在开封一带传教近十年,有一定的基础,且开封系河南省的省会所在地,与达官军阀交往接近的机会较多,比南阳的交通更为便利。就接连上书在意大利的米兰外方传教总会和派驻于香港的该会东方分会,力陈南阳教区,辖地过于辽阔,非但管理不便,更重要的是被其他国外修会所觊觎并急于染指,为保留巩固米兰外方传教会在河南省的地盘,就必须另划新教区来抵制。谭维新又通过他在米兰外方传教会上层人物中的同学从中说项,并自荐愿担负开拓新教区的职责。于1915年经罗马教廷传信部批准划豫东及豫南部分地区建立开封教区。主教座堂设立于开封,谭维新也被调任为天主教开封教区的首任正权主教。谭维新原名为Noe-Joseph Tacconi(直释可读若瑟、达高尼),187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巴微亚,1895年到中国在南阳教区任职。
   1916年初谭维新又约请一位中国神父田井周自南阳到开封莅任,与当时在开封的意大利籍神父仓乃宣筹备建立教区事宜。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按照天主教内的传统习惯,凡属于一个修会的,在原教区中划出一定范围建立新教区时,应由原教区拨给部分资金充作新教区的基金,谭维新为了表现独创事业的雄心壮志,仅接受南阳教区分给的座落于汉口法租界内蔡锷路十所二层楼房总面积为3600m2。此外罗马教廷传信部及米兰外方传教会亦拨有开办费,有人说十万银币,有人说五万银币,此款对建立一个新教区确实不够,谭维新为此即于1916年秋前往美国进行募捐活动。因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正处于战场,只有去美国这一条路了。在潭维新赴美前特嘱托包乃宣在开封寻览建堂地址和与天津、上海两地天主教会联系聘人设计图纸和承建单位。1917年谭维新自美国募捐归来,经他亲自核定购买座落于理事厅街东头路北及草市街南头路西相连的民宅四所为新堂址,又亲往天津与法商某营建公司签订合同,于1917年底动工,到1919年全部落成。由民宅改建为教堂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结束。
这所主教座堂系由圣堂、钟楼、主教办公楼这一组建筑所组成。圣堂为坐北向南,面积为625m2。按堂内四排长跪凳的设备可容纳六百余人,如在三个通道及前后空隙处站人,可容纳近千人。圣堂内设主祭台一,因圣堂名为“耶稣圣心堂”,故正中主祭台供耶稣圣心石膏塑像于祭台上云神龛中。东侧祭台供圣母玛利亚塑像、西侧祭台供圣若瑟抢耶稣的塑像。生祭台两侧为东西更衣室、更衣室的上层为东西唱经楼,在更衣室内有楼梯而上。四周大窗狭长,高约四米,宽约一市尺,均由五彩玻璃镶嵌。由数十块菱形玻璃组成。面临大街的一面那五面大窗,系由彩色玻璃所组成的五幅人物像,正中为耶稣圣心像、东西两侧略低的两幅一为圣伯多禄、一为圣保禄两位宗徒像。再低一层的东西侧一为刘方济、一为董文学,这两个人均系于教禁时期潜入河南传教,被清朝政府逮捕处死而致命殉教者,后为罗马教廷列入“真福品”,均系法国籍的天主教遣使会会士。
钟楼位于圣堂的后面,相距约有3m,为一座独立建筑,与圣堂不相连通。从下可由木梯登上最高层,其四边各相等,基本上是一正方形,尖项上按十字架一座。最高层悬一巨钟高约3m、口径约2m,有横梁为架,装有滑轮系一粗绳直垂最下层。鸣钟时,先由二人拉绳起动,巨钟则左右摆动而响,钟音颇响,特别是在早晨可闻十余里。据曾设在东郊羊尾铺村的前天主教河南总修院的修生们谈其钟声清晰可闻。1948年5月第一次解放开封时,陈士渠司令员曾亲身登上此钟楼观察敌情指挥作战。在陈将军下钟楼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即向钟楼连发重迫击炮弹两枚,一枚击中最高层西侧,一枚击中第三层的北侧,其弹痕尚存。1985年春,陈士渠将军来汴特到理事厅街天主教会,由我陪同巡视了钟楼和当年指挥作战的用房,并和何春明主教畅谈当时的情景。
   主教办公楼为三层,一层是地下室,地面上两层,共计大小33个房间,建筑面积为1021m2。在二、三两层各有卫生间一所,有抽水设备。地下室主要是为贮存葡萄酒所用。按天主教传统礼仪,在神职人员每天举行圣祭(即弥撒)时,必用葡萄酒,其规格甚严,不仅酒度低并且含糖量也低,故教会每年均要自酿葡萄酒备有,所酿制之酒皆贮存在地下室中。
      以上这三所一组的建筑不论在式样规格上和质量上在当时都属于上乘,圣堂及钟楼均为钢筋水泥结构,所用的砖瓦均为特制,砖并经过水磨,对缝极为整齐,现虽已建成七十年,仍未出现碱潮而剥蚀的现象。瓦则是特制的一种呈长方形,上面一端为半圆形,背面有一凸出的钮,钮上有空,用铜线将每片瓦串成一排覆盖于房顶,远望颇整齐且房顶亦轻。在十年动乱中,“革命小将”大破“四旧”时发现,将铜线尽皆抽去。拨乱反正后,在修复教堂时,虽花费很大精力仍难完全恢复其原状。
这组建筑在当时来说是河南省天主教堂中规模最大,式样最好的一所。也是河南省天主教堂中目前保持最完整的一所。
   谭维新认为在城市内扩大传教范围并能取得效果,就必须提高教会声誉,只靠一般的传教活动是不够的,就需要创办一些教育及慈善事业,但其所属的米兰外方传教会在世界天主教内的各修会中,历史不长(该会创办于1850年),并且在人材、经济基础等各方面比之与方经各会(创办于1209年)、多明我会(创办于1216年)、耶稣会(创办于1534年)、遣使会(创办于1625年)等修会差距甚大,为了吸引人材和经费,壮大开封教区,谭维新于1920年再次前往美国及法、意、比各国进行活动。在他翌年返回开封时,从美国邀请来本笃会神父高福德等三人,山林圣玛利主顾会修女盖复等五人同来,其任务是开办学校,经短期的筹备于理事厅街教会对面(今群英幼儿园)购置或租赁民宅作为校址,创办培文学校(只收男生)由高福德神父主持。在草市街路西开门创办华美女校,由美籍修女盖长主持。以上两校均于1925年即先后停办。
这时米兰外方传教会虽从意大利分批派来青年意籍神职人员到开封教区者已有七、八人,但仍远不敷用。谭维新从其在经验中深知不培养中国神职人员对传教活动是极为不利的。他即着手整顿前南境教区主教意籍传教士安西满在鹿邑冯桥所办的初级修院,并进一步迁到开封加强培训,并在袁坑沿街教会原址创办孤儿院(教会称为婴孩院),交美国山林圣玛利主顾修女管理。
    1925年根据罗马教廷传信部指示,划南阳、开封两教区位于豫南地区各县成立驻马店教区,由德、美圣言会管辖。1927年又划豫东六县由西班牙重整奥斯定会管辖。从此开封教区共辖中牟、杞县、陈留、通许、尉氏、洧川、鄢陵、扶沟、西华、淮阳、商水、太康、睢县、鹿邑、兰封、考城、民权及开封共18县,从1927年到1953年这二十五年间就是按照这一建制来进行管理的。1953年以后,外籍传教士已全部返国,当时中国神职人员仅有七位,1958年后有五位常驻于开封,教区名称尚在而已不发挥作用。但上述十六县(开封市在外)的教友们心目中仍以开封为教区所在地,在教会内的重大节日时均仍到开封市来过宗教生活。
1927年天主教开封教区于开封市南关区购买地皮一处,东临官坊西街,西临民有街,南临原德丰面粉公司、北临为一小巷。在此处先建立南关分堂一所,建圣堂一处可容纳三百人左右(1938年初为日军飞机炸毁后未再修复),神职人员住房、会客室、餐厅、厨房及职工住房共平房二十余间。在南关分堂南面建有一座椭园形独院,有平房三十余间,系供米兰外方传教会从意大利新来的神职人员学习汉语的地方,另有小圣堂一所(即现在开封市南关分堂)供他们过宗教生活之用。在此学习的意籍神职人员除开封教区外,尚有卫辉教区、南阳教区及陕西汉中教区。同时在此学习者多者六、七人,少则四、五人。西部为开封教区主顾传教修女会的会址。南部有葡萄园、奶牛饲养场及外籍神职人员的墓地和菜园。
      天主教内的修女,虽非神职人员,不能主持宗教仪式。但他们都是自愿脱离家庭进入修院为教会服务终生的,因之是天主教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神职人员在教务上的主要助手。经过一番筹划,开封教区主顾传教修女会于1930年在其南关院址正式成立。从1930年建立以来到1948年这段时间中,先后有110多位修女通过初学,保守各阶段的考验后,正式发展成为该会修女。
为培养申国神职人员,经罗马教廷传信部批准在开封东郊羊尾铺村购地,于1931年动工建起椭圆形二层楼房一座、圣堂一座及职工用房等共3500m2,另有体育场等设置。1932年正式开课,招收河南省天主教各教区毕业于初级修院的优秀生入院学习深造,学制为六年,哲学班二年,神学班四年,毕业后经本教区主教批准即祝圣为神父。开封教区先后室业于该院祝圣为神父的有:刘心谆、刘文良、陈洪畴、刘景和、刘比约、张全信、孔学文、赵文明、刘景伦、刘鸣礼、徐择义、陈金铎十人。该院开设的神、哲学等主要课程,除中国神父马昌仁(罗马传信大学毕业)外,均系意大利籍神职人员充任。仅国文一科曾聘请陶少兰、王隐村先后任教。1945年以后又改由中国神父李华藩充任。历任院院长有罗克信、张景芳、博览阁(以上三人均为意大利籍)。1953年秋博览阁回国后,由马昌仁、李华藩二位神父分任正副院长。到1958年暑假时,在院学习的修生仅有4人,无法开课而停办。
     1930年谭维新教授美国山林圣玛利主顾修女会在创办女子中学,在双龙巷路北购置民房经改建扩建后作为校址,先后建有二层教室楼一座(八个教室)、三层寝室楼一座、礼堂楼一座,上层为图书馆。饭厅平房9间,另有修女楼一座住美籍修女、圣堂一所可容纳百余人。校长办公室、教员休息室、教务处设于前院旧式平房内。校名定为河南私立静宜女子初级中学,聘任英启良为校长(英启良北京市人,满族,为天主教名流英敛之的侄子)于1931年正式开学招生。1936年又增设高中班。历任校长先后有蓝家琪(女)、高永昌二人。1951年校政改革后改为自办公助的中学并改名为新生女中,1952年改为市立中学。
     1931年谭维新又委托当时在开封任河南省第一师范校长的田恩霈筹办一所男子初级中学。田恩霈系天主教徒,曾留学比利时鲁政大学获博士学位。建校经费由开封教区提供,田恩霈即用教会提供的资金在开封市西半截街路西购买民宅两所及空地建起三层楼房一座。第一层为4个教室,二层为礼堂,三层为学生宿舍,原购之民宅作为办公及教职员宿舍,学生饭厅及厨房。1933年正式开学招生,定名为河南省私立光豫初级中学。田思霈原计划要办成一所工读学校,因当时开封条件不允许而作罢。1936年田恩霈被河南省教育厅免去其河南省立开封师范校长的职后,谭维新即趁机将学校收回,另委派美国本笃会新任院长美籍神父韦士礼接办,并聘任开封籍的天主教徒谢翰英为校长。谢翰英原系前培文学校的高材生,后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天主教教会学校)。由于田恩霈不甘心自己苦心经营的学校供手让于教会,他虽已远去上海,仍在策划驱逐谢翰英的活动,并派曾任该校教员的卢程万、尚在校任职的陈祖荫组织学生发动学潮,改酿成谢翰英被殴打事件,谢翰英遂辞职,由另一辅仁大学毕业的教徒蔡善霈继任校长。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生大为减员,该校即于1938年2月停办。
    1935年谭维新第三次赴欧美募捐并再为邀请外国修会派人到开封教区协助开展传教活动。1936年谭维新返回开封时,随其同来的本笃会美籍神父韦士礼院长、美籍神父梦克,商卡三人以加强力量,这时本笃会士在开封者仅剩高福德神父一人,在河南大学任教授兼西语系主任。本笃会修女亦派美籍修女罗素英等四人来到开封,由方修女任院长。本笃会四位神职人员在东大街路北一胡同内赁民宅一所(即今汴京饭店西侧)作为临时会址。本笃会修女在自由路中段路北购得原开封救济院地址全部房地产,拆除旧房,新建二层楼一座及平房三十余间为会址(即今开封宾馆地址)。本笃会原计划在开封办一所教会大学,已购买龙亭公园西侧原体育学校校址为基地,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当时高福德神父并受聘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的英语教师,在高福德神父的介绍推荐下,方、罗等美籍修女亦担任当时任河南省政府高级官员的妇人们的英语教师,但组织很松散,仅每周漫坐一次或两次而已。1938年春商震离开河南时,曾将一些私人家俱和少量字画等寄存于本笃会。1953年9月开封市天主教爱国会在清理教会财物时,曾捡出其中较有价值的字画如程潜亲笔书写赠商震的条幅、徐悲鸿、高剑父的画等送河南省博物馆保存。此事由我亲为办理,故尚能记忆。
1936年9月,谭维新为庆祝他晋升主教二十五周银庆,特举办大型庆祝活动,除全开封教区的中外籍神职人员全部参加外,参加的外教区人员有驻马店教区中国主教王基之、郑州教区籍主教贾师宜、卫辉教区意籍主教林栋臣、洛阳教区意籍主教巴友仁、新乡教区美籍主教米干、归德教区西班牙籍主教陈明理及南阳、信阳两教区的代表,以及开封教区所属各县天主教会中的教友上层人物、河南总修院、开封教区初级修院全体修生、在开封的中外籍修女及静宜女中、光豫中学两校的教友师生均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同时谭维新并邀请当时在开封担任军政的要员方策、胡伯翰等人出席盛大的宴会。
    谭维新以他外籍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和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的特点与历任河南省的军政界高级官员颇多接触,如曾任河南省军务善后督办的胡景翼(竺僧)既是谭维新的坐上常客。胡景翼每月都要到天主教会来一两次,有时谭维新特设便宴招待,听专职侍侯谭维新的职工韩玉昆谈,胡景翼正和谭维新谈话中,有时就睡熟在沙发上打起鼾来。其他如曾任豫西镇守使的丁香玲由于谭维新帮过他的忙,曾送给谭维新一幅大匾,上写“云天高谊”四个大字,谭维新即将此匾悬挂在客厅之内,到1951年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时,才将这块匾取下来。至于谭维新帮过丁香玲的什么忙,据传闻谭维新曾代丁香玲从意大利订购过一批军火,也有传说是谭维新给丁香玲保存过巨额现金,究竟内情如何已无从证实。再如当时任毅军统领的米振标在他垮台时,仓惶退出开封,即将其两个幼年孩子送到天主教堂求谭维新保护,谭维新就安排这两个孩子住在初级修院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飞机即开始向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进行疯狂的轰炸,开封也时有敌机空袭,谭维新特制作了两面意大利旗及罗马教廷(即梵蒂冈国旗)各一面,长十余丈、宽五、六丈,每当发出空袭警报时,即令工友将其一面用滑轮拉到钟楼的最上层迎风飘荡,在市内大部地区都可以远远望到。这时教会内的一些上层教友和与教会有点关系的,在旧政府任职的少数中级官员在听到空袭警报后就匆匆跑到教会内,认为日寇飞机发现有意大利国旗决不会在附近投弹,是个安全地点。这些人聚在一起,谈论的中心很自然的是抗日战争的进展,上年岁的人多半是持悲观失望的态度和恐惧的心情,年轻人则是充满信心主张抗战到底。老年人常常讥笑青年人年幼无知而双方争论不休。外籍神职人员虽不直接的参加争论,但蔑视中国人民,诋毁中国军队,为日本侵略军张目,甚至断言抗日必亡国的论调是有人在的。而中国神职人员和在教会内工作的职工则是听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后,眉飞色舞到处传播。
   1938年6月间开封沦陷为日本侵略军占据,到处烧杀劫夺。未能外逃的居民生命财产朝夕不保。天主教会在这时大办“难民收容所”,不论是否信教均可收容。因人数日增,即将已停课的静宜女中及光豫中学两校均改为收容难民的地址,并派有意大利籍神父主持以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进入,前后前来避难者近二千人,非教友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教会委派教友高永昌(河北省人,后任静宜女中校长)等人协助管理。在收容期间,教会积极进行传教活动,在此期间领洗入教者达百分之七十左右。以妇女儿童为多。约一个多月后,避难者开始自动离去,到年底才全部结束。
   除在开封市内办难民收容所外,在杞县、兰考、尉氏以及民权、太康、睢县、扶沟等县天主教会亦办有难民收容所,但时间较短,人数有二、三百不等。其中以尉氏、扶沟两县天主教会所办的收容所,因黄河决口受害的群众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虽躲过日寇残杀之危,但家乡已成泽国,财物荡然无存没能生存。当时,天主教会及基督教会受国际救济机构的委托,在黄泛区开展救济活动。尉氏、扶沟两县的天主教会即以此款,收容了一批被灾的群众,供给基本口粮以维持生命。1949年底,我应许昌国际救济委员会主任樊异才神父(意大利籍)、副主任贝约翰牧师(加拿大籍)之邀到该会任视察员,曾先后到尉氏、扶沟等视察,当时这两处天主教会内尚住有难民各二三百人。尚有部分难民住在附近自建的小席棚内来领粮者,这项救济活动一直到1940年底,因经济来源断绝后而停止。
   1937年6月,应开封教区主教谭维新的邀请,意大利爱若之慰修女会的修女10人到开封。购买市内北门大街54号原私立任时女子中学校址平房69间为修女会院址。该修女会的修女均系意大利籍。其主要任务一是协助神职人员传教,再者是负责孤儿院管理和开设医院诊所,来开封后不久即以管理难民为主,并在该修会开设分堂一所。
   1939年3月,开封教区主教谭维新又邀请意大利圣体会修女19人来开封,购买新街口街60号民宅一所58间为该会的会址,该会修女均系意大利籍。该会除设立分堂一所外,并开设有诊所一个,创办“海星小学”一所。由女教友孟瑞芳、金仲华等任教,学校规模极小仅四个班,设备简陋亦无运动场所。于1948年底停办,与华阳小学合并。
   教区主教谭维新因久患糖尿病,1939年时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深感体力日弱在主持教区事务上力不从心,但自认开封教区系他白手起家苦心经营半生心血的成果,能有这样的规摸来之不易而不忍撒手。他就考虑着能物色一个自己认为可靠的合适人选,由他推荐报请梵蒂岗教廷批准任命一名新主教,他则退居幕后当个“太上皇”,并多次表示不回意大利,要死在开封教区,几经选择后。他从为当时任河南总修院的副院长张景芳(意大利籍,米兰外方传教会会士)最为合格,他即写报告给梵蒂冈教廷陈述因病退休并荐张景芳为开封教区主教。不料在1940年春,梵蒂冈教廷批复同意他退休,却任命当时任河南省南阳教区的总本堂神父毕性和(意大利籍、米兰外方传教会会士)晋升为开封教区主教。谭维新深感失策,但又不敢违命。毕性和到开封来接任时,首先提出谭维新必须离开教区,他才任职,谭维新退一步要求他即离开主教座堂到外县一所堂口养老,而毕性和则坚决不同意,谭维新无可奈何只有起程回意大利,毕性和的绝情大大激怒了谭维新,就决定不留一文现金移交给新任主教。他于1940年秋,由专职服务员韩玉昆的照顾下到上海,将他们所带的现金委批当时驻上海的西班牙奥斯定会经理神父桑德商,在上海市重庆南路(旧称吕班路)及东平路各购房产一所共1300m2,为开封教区的财产。谭维新在上海住了三个多月始返回罗马。于1942年病逝于梵蒂冈。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扩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在12月8日黎明,日军即全副武装包围了当时住在自由路(今开封市宾馆)美国本笃女修会和驻在双龙巷静宜女中和理事厅街教会对面(今群英幼儿园)的美国山林玛利主顾会的全部美国修女17人,先集中于一处,后即押送到山东省潍县集中营。自由路美国修女的住址也被日本侵略军所占据,改为日本驻开封领事馆的馆址。静宜女中同时也被封闭停课,经开封教区意籍传教士出面交涉以后由意籍神父负责,才同意复课。
   1942年春,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开始将其当时辖区的德、意籍传教士也同样采取集中管理的办法。开封教区所辖的尉氏、扶沟、周口等县当时均在黄泛区以西为国民党政府辖区。任尉氏本堂神父的万有齐、扶沟本堂神父的江如锦、任周口本堂神父的文思明等即先后在国民党军警押送下,集中于河南省内乡县天主堂内。到1944年冬,日寇攻占豫西各县后均返回开封。
    1941年11月,开封教区主教毕性和从开封出发到豫东的睢县、太康及鹿邑等县视察教务并为教友行“坚振”礼(坚振是天主教会规定的七件圣事之一。领洗入教后,经过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举行此礼节,以坚定教友的信仰更为虔诚热心为目的,此礼节原规定应由主教主持,近年来放宽了尺度,神父也可以主持)。毕性和到鹿邑后,在当时鹿邑县本堂神父的赵、劳二人的陪同下前往丁村天主堂,在他们到后的第三天晚饭时,被当地国民党地方团队所绑架与丁村天主堂本堂蔡神父四人(均为意大利籍)同时被杀害扔于教会后院菜园井中(此事件另有专文记述不再详叙)。
   同年秋,时任民权县野鸡岗本堂神父意大利籍传教士吴其昌亦被当地国民党团队所绑架,写信向开封教区索款硬币伍千元才放人。开封教区负责人认为如用钱赎回,这类事件将会不断发生而坚决拒绝,结果吴其昌及他的炊事员苏姓教友同时被杀害。
开封教区主教毕性和去世后,梵蒂冈教廷于1943年命令当时任河南总修院院长意大利籍的米兰外方传教会士罗克信为代理主教来主持开封教区教务。这时正处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时期,梵蒂冈教廷及米兰外方传教会对开封教区的传教经费几乎是断绝,不能按年度拨款,偶有一两次也是金额极微象征性的给予补助,更谈不到象谭维新那样向欧美进行募捐活动,从而使开封教区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罗克信有会管理财经的能力和经验,只有靠变卖物资度日,例如将一全套法国制的军乐队的乐器卖给伪军张岚峰部队,并将原计划装在钟楼上的机械四面钟、原光豫中学教学用的理化仪器等较有值钱的东西先后出售以维持教区的开支。同时,在对中外籍神职人员的生活供给上也大为降低,例如意大利籍神职人员每天不可缺少的饮料咖啡中掺上大量的炒大麦混合来煮,食糖每人每天为一匙,其窘态可见。
   1943年9月,因美英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意军溃败而投降。日本侵略军对这个曾为盟国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而改变态度,在开封天主教会内的意大利籍神职人员受到监视,由意大利籍神职人员主持管理的河南总修院及静宜女中即为日本侵略军所封闭而停课。后经梵蒂岗罗马教廷驻华代表蔡宁(意大利籍)的安排,从河南省信阳教区调来两名德国籍的神职人员(圣言会士)到开封教区来支撑门面,在德籍神职人员与日本侵略军的交涉下,河南总修院及静宜女中在停课达三四个月以后才又复课。
   1945年9月,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原在开封的美国籍神职人员和修女即乘美军飞机回到开封。由于美籍神父司徒尔(本笃会士)在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开封的机构任职,开封天主教会就通过他的关系拉拢了一些美籍职员住在理事厅街主教办公楼内,并以天主教开封教区名义领到大批的奶粉、罐头、旧衣服和药品及医疗器械。所领到的奶粉分别交南关、北门里、新街口、袁坑沿各分堂每天煮一大锅奶水无代价的分给附近群众,不论是非教友均可领回。罐头及成包的旧衣,教会除选出一部分质量较好留为自用外,并将其中一部分发给在教会内工作的职工,余下的成袋旧衣以两元硬币卖给职工。
   教会以所领到的药品及医疗器械为基础于西半截街前光豫中学校址(即现在的开封医专附属医院地址)筹办公教医院。由意大利籍神父江如锦任院长,经联合国救济总署聘请奥地利籍医师李波为外科主任,1948年后由中国医师戴玺之接任。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张云锦等人为医师,教友范树声为检验室负责人,意大利修女桑如桂为护士长。教区并派意大利籍黄神父主管经济收支,教友陈宪武任会计。主要设有内科、外科、眼科,有病床五十张。病房分一、二、三等。一等在一楼为单身病房,同时招收十余名男女青年教友开办医护培训班,半天学习医护知识、半天参加实习。因有教会这个招牌和几名外籍医师,虽开办不久即有一定的声誉,该院于1950年底经当时任开封市卫生局韩锡赞局长等与天主教会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公教医院停办改为开封市人民医院。该院全部财产由市卫生局接受,除外籍人员外一律留用,由公教医院代表戴玺之代表教会与市卫生局签订正式合同。
     在1945年以来,开封天主教会曾先后在南关官坊西街、新街口、北门大街、袁坑沿街、东大街设立专门眼科诊所。以上各诊所均由中国籍修女担任医疗职务。
1946年6月罗马教皇庇护十二发布通谕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在全国设二十个总教区。基本上是以当时各省的省会所在地为总主教区。如陕西省的西安、山东省的济南、江西省的南昌。河南省定开封为总主教区。这时开封尚无正权主教仍由意大利籍米兰外方传教会士罗克信任代理主教,圣统制颁布后更加刺激开封教区的中外籍神职人员积极筹备选举正权主教。这时开封教区的中国神职人员有10位、意大利籍的神职人员有22人。美国籍本笃会的神职人员及在河南总修院任教的中国及外国神职人员因不属开封教区故不参加选举。在酝酿人选中分两大派,中国神职人员按照圣统制的原则,中国的教务应由本国籍的主教任职,但这十位中国神父都自感在神学造诣、在教会内的声望和主持教务的才能上都不够格,就退而提出调任当时任河南省信阳教区的张作峘(即张维笃)在开封任总主教职务。在这二十一名意大利籍神职人员除一改坚决反对调张峘来开封任总主教外,但在对主教人选上意见分歧,主要分为三派。一是时任代理主教的罗克信自认已任代理主教四年,由代理晋升正权主教是理所当然的,向时又增任河南总修院院长十年有资格充任主教。二是在二十年代即来开封教区先后到过不少县传教的意大利籍神父费理宾,自认资格老、在米兰外方传教会总会内有后台为他说话,有本钱当正权主教。三是意大利籍神父阳霖,他是实力派,当时任友区经理神父,掌握着教区财经大权,曾在尉氏县办难民收容所,创办学校有一定的声望,年轻的意大利籍神父对他都有好感,群众基础要比罗克信、费理宾二人都好。阳霖在竞选主教中,首先是游说意大利籍的神职人员以主教一职必须由意籍神职人员充当,决不能使米兰外方传教会丢失了这个地盘,丧失控制大权,在这个目标下立刻赢得全体意籍神职人员的积极支持。仅占选票三分之一人数的中国神职人员就无力抗争从而放弃请调张作峘任总主教的念头。阳霖进一步开展分化瓦解的手段进行封官许愿的策略,允诺在他当选后委任费理宾为教区副主教来安抚一些资历深的意籍神职人员,并暗示给资历较深的中国神职人员刘文良(北京丰台人、1935年毕业于河南总修院后晋升为神父)以教区参议员的职务,以缓和中国神职人员的不满情绪,在一些年轻的意籍神职人员竭力鼓吹下,通过教区全体神职人员的选举,阳霖获绝大多数选票,经报请罗马教廷批准晋升为开封教区正权主教及天主教河南教省总主教的头衔。
    阳霖是他到开封教区后用的中文名字。原名为Pollio(直译为包利欧),1911年生于意大利那木勒斯。15岁时入米兰外方传教会,1934年毕业于天主教米兰大学后即晋升为神父,于1935年到开封教区后先学习汉语一年即到开封总堂任职。在他当选为总主教时年仅三十五岁,这在天主教内是很罕见的。
    当阳霖接到罗马教廷的主教任命书后,即积极进行筹备,首先是筹划了一大笔的现金,派专人前往上海按他的身材定制一套总主教级的用于举行宗教仪式的大礼服和一套便礼服,并用十余两黄金定制带有长项链的纯金十字架和镶着宝石的大金戒指,即所谓“权戒”,挂在胸前的十字架和戴在手上的戒指这是表示主教身份级别的象征,也是每位主教所必备的,同时并将主教办公楼粉刷油漆一新,添购些新式家俱,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后,阳霖定于1947年4月13日在开封理事厅主教座堂举行祝圣典礼。罗马教廷驻国民政府公使黎培黎(摩洛哥籍、1946年12月任职、1951年8月因违法被我人民政府驱逐出境)自南京来到开封为阳霖祝圣主教主持宗教仪式。阳霖在举行祝圣礼的那天除开封教区的中、外籍神职员和河南省其他教区的代表及教友群众参加外,并大宴宾客,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要员马凌甫、田梦嘉、齐惠吾等应邀出席并合影留念。
   在黎培黎到开封时曾对阳霖作重要的指示,我曾听阳霖在1949及1950年时几次向我说过:“黎公使指示我要抓紧时间办好三件事。一是办起一所教会男子中学、二是筹备办《益世报》开封版(此报系天主教会自办的全国性报纸)、三是组织“圣母军”。阳霖就是按照黎培黎的指示,于1947年6月即开始筹备选定理事厅街今群英幼儿园之地为校址办起一所男子中学,以中华民国的阳总主教为喻意而定为“华阳中学”。阳霖即聘任毛鹏翼(天主教友、河北省卢龙县人)为校长、委派意大利籍神父南天章为总务主任,于1947年8月进行招生开课。关于组织“圣母军”的问题,阳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任开封教区开封总本神父意籍传教士高牧灵主持。因当时“圣母军”的组织在中国尚属初创,没有中文资料可以遵循,在高牧灵的组织约请中国教友王微雨(当时任华阳中学的英语教员)进行翻译,摘要印成一个小册子,于1948年春开始组织、吸收的对象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先后建立起四个支会(即称支队)。以静宜女中、华阳中学两校的男教员为主并吸收一些中年公务员组成男子“成年支队”,由当时在国民党河南省民政厅任视察的王哲夫(天主教友、驻马店人)任队长。以上述两校中、小学的女教员为主成立“女子成年支队”,以女教友沈德华为队长。又吸收教友中在校学生的高中以上学生,分别成立“男子青年支队”及“女子青年支队”,这四个支队的总人数约六十余人,规定每周(有时兼周)举行例会,由总指导神父高牧灵主持,例会上除宗教仪式外,每人都要自报计划作一什么善事,如看望教友、救济贫困、劝人信教、散发教会书刊等。在下次例会上并要汇报情况。与会的队员还要自动的捐点现金(采用秘密方式不让别人知道所捐的钱数)。到1949年元月高牧灵在一次全体集会时宣言活动暂停,到1949年9月又恢复活动并大为发展(有另文详述)。
   对创办《益世报》开封版一事,阳霖曾委托一个四川教友叫万弥六的人筹办,这个当时任川军某师的副师长在开封驻防,阳霖交给他三十余两黄金到上海去采购印刷器材,万弥六到上海一趟住了月余,自称所购器材因铁路不通而暂不能运来,到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万某逃走而了之。
阳霖为了能在开封出版一种报纸,就委派高牧灵筹备创办了《公教周报》,由王微雨任编辑,每期为四开版一张,其内容主要是配合传教来宣传天主教的教义。我也曾应约写了三篇散文发表。《公教周报》于1948年9月发行第一期后,并出版四期,到1948年11月时即停刊不再继续出版。
   1946年8月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豫北及冀南、鲁东地区先后解放,上述这些县域及村镇天主教会部分中、外籍神职人员和教友就逃到开封,神父楼内住满了从解放区逃来的神职人员,有的暂住十天半月即去,有的住数年之久,如意籍神父高瑞峰即住到1951年10月才从开封申请回国。这些神职人员带来大批箱子,人走后仍存放在教会。在1952年整理教会财产时,在箱子上标有姓名者就达五十多件。逃到开封的一些教友中则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大肆咒骂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吹捧土匪头子王三祝,在开封教友中造成极恶劣的影响,特别是诋毁辱骂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引起恐惧和对抗情绪,直到开封解放后相当的一段时间,以铁的事实下才消除疑虑,认识到这些造谣的反动本质。
   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后,在开封天主教会曾引起较大的波动。因在解放开封战争中解放军攻城部队的指挥所即设在理事厅教会,中国神职人员和在教会的职工亲眼目睹解放军的军纪严明态度和蔼,处处关怀群众的生命危险。一排排的蹲在房檐之下,无一人进入室内,而深受感动赞口不绝。同时对外籍男女传教士来说则是极大的震动。当时在开封的美籍神职人员和修女即全部撤离,经香港转到台湾。美国山林玛利主顾修女会院长盖复,在中国主顾修女会中选了18位年岁较轻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修女随其去台湾,并在台湾办起静宜女子中学(现已升格为静宜女子大学、校址在台中),近年来前往台湾的修女如黄、鹿、温、王、恽等修女曾先后回开封探亲及与该会现在开封和北京的同修院姊妹会晤。
   开封教区主教阳霖在对当时驻于外县的神职人员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除留老神父井田周住在北门里分堂外,其他中国神父分别安排在鹿邑、睢县、民权、中牟、杞县、尉氏、兰考各县任本堂神父,年轻的意籍神父均调回教区,意籍神父仅有蓝天光、艾治安年岁大者仍在外县任本堂神父,同时在阳霖暗示下,中国神父陈鸿畴、张全信、赵文明,孔学文及刘比约离开教区前往香港,刘、张二位神父后从香港返回在福建省建瓯教区任职,1957年时曾回开封来探望一次。陈、赵、孔三位神父情况不明,至今尚无确切信息。
1948年8月,阳霖精心策划安排了一次以“祈祷世界和平”为名的“圣体大游行”。这是天主教自1916年建立教区以来第一次走出教堂在大街上公开的大型活动。所请“圣体游行”是宗教仪式的主祭者手捧一座用金属精制的“圣体光”,其中心为圆形盒子来安放“圣体”(以白色圆饼在主祭者举行宗教仪式后代表耶稣的身体),四周以放射状的线条以示光芒四射,下设有座可以用手捧起。这次游行的路线是从理事厅街主教座堂出发,经南土街、袁坑沿街折回西到自由路本笃修女会会址(即今开封宾馆地址),在楼前空场上举行宗教仪式。事前积极组织教友们参加这次活动,为了壮大游行队伍,并组织静宜女中、华阳中学两校的全体学生参加,在广场上举行宗教仪式后即行结束。参加这次大游行者达两千衣余人,在游行中前由乐队引导,中外籍神职人员身穿小白衣手持白色蜡烛,总修院的修生手捧大蜡台及手提吊炉(熏香用)分列两行,一人高举大十字架位于中间,阳霖行走在张有顶幕的棚下,手捧“圣体”徐徐步行,后面是教友和学生所组成的游行队伍。事先已向警察局约定派来数十名警察沿途维持秩序,还要求所经过的街道都要挂国民政府制定的国旗,因为群众从无见过这种场面,观看的人群挤满了街道。
    按教会的传统习惯,在重大节日时多半举行“圣体游堂”或“圣母游堂”的仪式,在教堂内举行或在教会的院内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活动不仅是在开封市,即在河南全省来说也都是十分罕见的。
   1948年10月,开封市第二次解放,建立开封市人民政府,在党和政府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从未干涉教会的正常宗教活动。当时驻在开封市的外籍神职人员同样受法律的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仍继续进行,教友群众参加宗教活动从未受到干涉而十分满意。
(作者系省天主教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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